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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黄贵耕 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11月10日报道，四川泸州“花坛白骨案”当日在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：被告人陈某芬犯故意杀人罪、伪造身份证件罪、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、偷越国（边）境罪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

其丈夫杨某根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

图片来源网络 1996年，吴某萍借给同在商城经营服装的陈某芬4万元，约定次年春节前归还。

因无力偿还，陈某芬于1997年初提出“把人杀掉”，杨某根同意。

1997年2月1日，她以还钱为名把吴某萍骗至商城四楼仓库，杨某根趁其低头数钱时双手扼颈致死，当晚二人将尸体移入楼顶花坛掩埋。

此后二十八年，吴某萍“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”，十岁的儿子黄平在商场里游荡长大，前夫背了二十八年黑锅。

直到2025年6月7日，楼顶防水施工敲碎花坛，白骨才重见天日，DNA比对确认母子关系。

图片来源网络 判决书里最值得琢磨的，是死刑与死缓的分野。

直接动手的是杨某根，判了死缓；

提出犯意、设局诱骗、提前买铲挖坑的陈某芬，判了死刑。

法院明确“不区分主从犯”，却认定陈某芬“处于相对主导地位，作用大于杨某根”——这纠正了一种流传很久的直觉：亲手杀人的罪更重。

刑法评价的从来不是“手上有没有血”，而是谁在推动整个犯罪。

出主意的人、把被害人一步步送进死地的人，与最后下手的人同等，甚至更重。

杨某根获死缓，靠的是坦白与认罪悔罪；

陈某芬归案后不供认主要罪行，庭审当庭翻供、自称从犯，案发后家属赔偿12万元也不足以折抵。

从宽情节是“可以”，不是“应当”，更不是价码。

第二层是逃亡本身的代价。

二十八年里，她三次提供虚假材料补办户籍和身份证，用假证办出护照、港澳台通行证、驾驶证，用于购票乘车、住宿、通信、购房等千余次，偷越国（边）境48次，去香港、澳门，也去韩国、美国。

于是伪造身份证件罪、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、偷越国（边）境罪逐一成立。

有人会问：故意杀人罪的追诉时效不是二十年吗？

刑法同时规定，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的，不受追诉期限限制。

她改名整容、换脸换身份，恰恰是“逃避”最典型的形态。

时间不是免罪符，只是把账记到了最后。

第三层，是这套“换脸术”暴露的漏洞。

相貌可以花一百多万改，指纹、DNA、户籍底档改不了。

2004年、2011年、2025年三次补办假户口全部成功，说明核验环节存在可被利用的空隙。

若这个口子早十年堵住，黄平也许不必在商场里找母亲找到成年。

图片来源网络 最后是那12万元赔偿。

黄平当庭表态不要赔偿、不用协商，要为妈妈讨回公道；

判决后他又说对杨某根的死缓难以接受，将依法申请抗诉。

家属的态度各有不同，都值得尊重。

司法能给的，不是把二十八年还给谁，而是让“杀人者偿命”这句老话，在证据与法条上真正站得住。

一具蜷在一米高花坛里二十八年的白骨，逼着我们承认一件事：最深的恶意，常常来自最近的熟人。

四万元，一条命，一百万的整容费，二十八年的风吹日晒——这笔账，法律已经算清了一次。

剩下的，是让户籍核验、出入境查验、无名尸DNA入库这些“技术细节”更结实一些，别让类似案件，再等二十八年。

作者黄贵耕，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，曾任职于《人民法治》《法 治 日报》等多家新闻机构，现为专职执业律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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